秦、汉以前的材料，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。考古学上的、文献学上的、文字学、音韵学、因明学，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，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。[21]
郭沫若在这些领域内的“涉猎”和“耕耘”，都有很深的造诣。其中，尤以古文字学、古器物学的研究，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果。他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，把甲骨文字的研究同古代社会的研究创造性地结合起来，开拓了古史研究的新领域。他根据形制、花纹、文体和字体，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出了权威性的看法。他在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第三、第四篇中所运用的殷墟卜辞和周代彝铭等资料，在30年代发展为一系列专门著作。从下面的著作年表，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两个领域的辛勤耕耘和取得的丰盛硕果：
《甲骨文字研究》 1931年
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》 1931年
《金文丛考》 1932年
《卜辞通纂》 1933年
《古代铭刻汇考》 1933年
《古代铭刻汇考续编》 1934年
《金文余释之余》 1934年
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》 1934年
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》 1935年
《殷契粹编》 1937年
为了“要达到另一个高峰”，作者所做的多方面“准备”中的这两个方面的积累和成就，已足以令人惊叹不已！唯其如此，当作者在40年代中期终于出版了《青铜时代》和《十批判书》时，他可以自信地认为：“在这里把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，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，可算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。”[22]依作者原先的计划，他还想写到古代社会在“艺术形态”上的反映，包括论述文学、音乐、绘画、雕塑等方面。因种种原因，这个计划没有实现。然而，他在1939年出版的《石鼓文研究》，不独论证了秦襄公时期的社会制度，而且通过以石鼓文同《诗经》做比较研究，认为石鼓文“在诗的形式上每句是四言，遣辞用韵、情调风格，都和《诗经》中先后时代的诗相吻合”。“故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，《石鼓诗》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，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”[23]。这些话，是作者在1954年《石鼓文研究·重印弁言》中说的；但作者的这个认识，却早已包含在本书初版的《余论》之中。作者还有《屈原研究》。这都是关于文学方面的。作者曾经写过《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》一文，所论虽是属后代的事，但其中也涉及古代。[24]事实上，作者已经涉及古代音乐方面的问题了。作者对青铜器花纹、形制的研究，也略略叙述到与古代绘画、雕塑有关的问题。郭沫若没有实现撰述古代社会的“艺术形态”之专书的计划，但他在理论上和具体研究上确已迈出第一步了。